陈平：中国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有多远？

　　现实来看，我见过的诺贝尔经济学家，越是有革命性贡献的，越难以在主流学校里生存。这里分享一个线年，奥斯汀普里戈金研究中心曾办过一个复杂系统的国际研讨会，参会的人既有主流的自然科学的科学家，也有不少挑战主流社会科学的学者。其中有一个人，名为弗农·史密斯（Vernon L.Smith），哈佛毕业，但入不了主流大学。

　　当时我问弗农·史密斯：“你在研究什么？”他说他在研究实验经济学，即用实验来检验所谓的“看不见的手”能否使市场自动均衡。我一听就乐了，回道：“你雄心大，研究的领域将来是可以得诺贝尔奖的。”那时他在主流大学里无法生存，长期呆在三流学校。

　　1996年我到北大工作。当时有几个好学生愿意留在国内，也有学生总想到国外见世面。去国外见见世面也是好事，我就给他们推荐了弗农·史密斯，我坚信这人将来是要得诺贝尔奖的。然而，学生们不愿去。后来，2002年，弗农·史密斯果然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，但中国学生要想再到他那去就没什么机会了——想去的人太多了。

　　所以，要想做前沿研究，就要先识别，在别人还没得诺贝尔奖的时候你就敢去做。我有位朋友的女儿在MIT念书，她就很有前瞻性，MIT那儿那么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，她都不跟，就跟了位当时还年轻的学者——也就是今年诺奖得主迪弗洛。如果谈以北大为首的部分中国高校跟MIT有什么差别，那就是MIT的学生会瞄准前沿，选择跟将来有可能得诺奖的导师工作；而北大的学生基本只会跟已经得了诺奖的老师做点模仿和应用。

　　在这点上，对中国年轻一代及中国各高校主管有几句劝诫：不要只花重金去买已获奖的诺贝尔奖得主来给自己学校打广告、充面子，这做法是培养不出诺奖级科学家的，相反，只是给已得奖的名家“抬轿子”；应该和研究前沿的科学家们对话，让他们分析未来十多年世界最重大的问题是什么、发展方向在哪里、有哪些学派在竞争冲刺，再在这基础上判断哪个学派最有希望，随后扶持年轻人冲击未来前沿。

　　在这点上，我认为中国科技大学、国防科技大学，包括经济学领域的人大、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都比现在的北大、清华有希望，因为人大等经济学家敢引进“异端经济学”，而北大清华的经济学院太追随主流了。即使中国出了很多可以得诺奖的工作，在国内主流经济学刊物也得不到承认，只能成为出口转内销，在国外比国内先得到认可，屠呦呦就是这样。得说明一下，我没有否定北大清华的科学家，比如研制出氢弹的于敏就是北大毕业的，也没有出过国，而清华工程学院也培养出许多届国家领导人。

　　希望这届诺奖过后，北大清华经济院系的旧有风气能有所改变。林毅夫教授若想拿下诺奖，也许可以考虑改改他的标题，新结构经济学还不够革命，应该突破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，把中国扶贫的经验、农村发展的经验上升成一个新的理论。而认为经济学没有“犯错”，只要再加一个公共财政分支就够了的李稻葵教授，既然已经看到基建、教育的重要性，那可以再加把劲儿，突破计量经济学什么都要讲随机控制的束缚。

　　前阵子中美两位女主播对话，福克斯的翠西·里根（Trish Regan）问“中国是不是国家资本主义？”央视的刘欣就解释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是什么。我认为“中国特色市场经济”的说法只能证明中国经济学家暂时没有能力用经济学的语言把“中国特色”说清楚，没有能力说得让西方主流经济学也心服口服。

　　希望能和林毅夫、李稻葵等经济学家合作，学习中医“辨证施治”的思维，突破新古典经济学微观基础论的局限，创造出新的经济学规范和社会科学规范。

　　李强今天会见4位跨国巨头“掌门人”，期待为上海发展分享经验、贡献智慧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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